邓超真的快乐吗？

    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晚上9点，他还没吃饭，穿着新电影的宣传服，眼角因缺乏睡眠泛着淡青色，仍维持着饱满活力，他阔步走向片场，笑声爽朗地和工作人员挥手，这是他当天的倒数第二个采访。

    回答问题时，他会认真地直视你，不时点头示意自己在听，看上去极为真诚。既不是电影里的隐忍，也不是综艺中那般亢奋。他不吝于分享生活细节，对于更观点性的问题，答案和态度却模棱两可。

    很难分清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他。

    如今，邓超已经40岁了，过去的5年里，他经历了口碑急剧跌升的两极化，面对负面评价的对抗变得逐渐温和，他尝试了曾经感兴趣的一切，也被随之而来的巨大争议裹挟。

    面对“十点人物志”的记者提问，“是否有悲伤的一面或情绪失落时”，邓超回答：

    “我还好。我一直都很幸福，一直都很幸福。”

    转换

    演员邓超和导演邓超在公众评价语系中被撕裂成两个人。

    人们无法否认演员邓超的演技，却无法将电影中的严肃角色和自导自演作品中的无厘头形象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2015年，《烈日灼心》里“辛小丰”这个角色为他夺得上海电影节三黄蛋影帝之一。与此同时，年底的《恶棍天使》又让他饱受争议。

    他被问了无数遍，既然饱受争议，为什么坚持做喜剧？

    邓超相信好莱坞编剧麦基的话：喜剧是不可或缺的。所有的好莱坞的商业大片，喜剧的比重是很大的，而且喜剧是篝火、是聪明的。

    他对喜剧早有执念，在戏剧学院念书时，每当汇报演出他总爱挑些喜剧，每每得分不高，观众笑之后，只落一个“俗气”的评价，能得高分的是排演莎士比亚剧的那帮人。

    邓超平时爱看的是卓别林、金凯瑞、周星驰……这些万里挑一的喜剧人，对这个结果他心下不服，“凭什么让人哭比让人笑高贵？”

    《分手大师》话剧上映时，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观影后，建议他可以将话剧改编为电影。影视圈多年经验让王长田嗅觉敏锐：“能让人笑是巨大的商业。”

    些微不甘或许早已在心中埋下种子，如今机会在眼前。

    邓超和好友俞白眉喝了一夜的酒，都没想出导演人选。直到夜色渐亮天边泛起鱼肚白，两人拍板：这事得干，大不了自己当导演。

    为了宣传自己执导的电影，邓超开了微博，他拿起手机改改删删犹豫了半天：什么时候发布，发什么内容？“哈哈哈”和“哈哈哈哈哈”哪个更顺眼？这些都是需要仔细斟酌的事情。

    不过很快他便洞悉了社交网站的规则。时而讲段子，时而Po出各种角度的自拍，又在同一年里趁热加入了综艺《奔跑吧兄弟》。

    人们才发现，这个在荧幕上总是一脸严肃、深沉的青年演员有如此搞笑的一面。

    面对邓超风格的转变，尤其是其导演的两部“略显用力”的喜剧电影，外界的争议纷至沓来。

    一开始邓超对这些负面评价装作不在意，有人当面告诉他“你的戏好夸张啊”，他会不紧不慢地回复：“是很夸张啊，（我要）拗到底。”

    后来他逐渐明白，如果只接受正面评价，永远会止步不前，在这个行业，必须得如履薄冰。要去把那些给意见的人当作朋友，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面对“用力过猛”的评价，他开始反思，是不是经验问题，或是表达程度不太合适，“这个可能就是我必须要自己清醒的地方。”

 

    在他的第三部电影《银河补习班》中，他借主角马皓文说出了电影在自己心中的位置：

    每个人都有心中的一座桥，修好自己那座桥特别重要，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

    而之前的《分手大师》和《恶棍天使》在邓超心中，是两个坚实的桥墩子，《银河补习班》正是第三个。

    与前作不同，在这部电影中，他转而去探究更为深沉、温情的父子关系。“光筹备的时间，有七八年了”。按时间算，正是2011年邓超父亲去世之后。

 

    那时他在演艺圈已经小有成就，父亲却突然去世。电影里面有句台词，“一直想、一直想”，正是父亲去世后邓超的真实状态。

    “在很多年前开始追忆我和他的故事，我和他的所有细节，而且是每一天......才明白，噢，那个时候我的爸爸的这句话和这个行为是这个意思。”

    边缘

    在电影中，邓超塑造了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父亲——马皓文，很多故事和细节都来自邓超和父亲的亲身经历。

    邓超生于70年代末，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他在新旧交织的时代中成长。

    大环境下，父母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得“立规矩”，上课提问时得挺直腰杆，把一只手搭在另一只手背上，规规矩矩地，“一有出格，就马上得调整自己，我们就是这么培养出来的”。

    邓超的父亲却不同。他并不擅长言辞，但是能和周围所有孩子打成一片，每个小朋友的个性与爱好他都默默记在心里，“他是个非常细腻的爸爸，他不是那种（形式主义）去别人家做客点个头就完了。他是愿意和孩子们交流的。”

 

    父亲和他像是朋友那般相处，会共同运动，一起开玩笑，这对于邓超的性格以及坚持拍喜剧的初衷有些相通。

    初中，伴随青春期而来的是少年的叛逆。邓超不爱读书，甚至离家出走，学霸到学渣只是一秒钟的事情。

    聊起从前的叛逆，邓超已经很平静，只是一开了头，难以刹住。

    比起学习，他更迷恋在歌舞厅跳迪斯科，他沉迷于舞台上那束光打在自己身上，“摆一个pose，一扭就是一晚上，三四个小时，就是喜欢那个。”回忆起这段岁月，他形容自己像是“社会边缘人”。

    人人都觉得他有“社会习气”，他有自己的看法，喜欢跳舞，又能挣钱，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面对身边人的不理解，邓超不去解释，反而特意去穿奇装异服，打耳洞染头发，孤僻地走在人群里。

    “老师也很怕你，别人路上看你像看怪物一样。”

    受处分时，老师把母亲叫到学校，“这孩子是社会上的人”，哪怕是现在，这样的评价也带着十足贬义。邓母立即反驳：“我不同意你这样说，他不是社会上的人，我的孩子是一个善良的人。”

    这个细节让他印象深刻，并且放在了电影里。成长中的某些细节，总会决定未来很多的选择。

    十六岁的一天，邓超决定离家出走，从家乡南昌南下辗转至东莞的一家迪厅，父母跑了很多城市才找到他，迎面而来的并非一顿痛骂。邓父反倒好声好气，姿态放得非常低，和他探讨未来的人生选择。

    一段时间里，他以为自己征服了父母，逐渐成熟才发现，这是父母的隐忍，是他们的一种教育方式。

    邓父提议，你不是喜欢跳舞吗？未来就考一个艺术相关的专业。邓超那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爱跳舞爱扭，但没想过这是未来的职业。包括后来考中央戏剧学院也是父母的提议，邓超第一反应是“你们疯了？”

    父母劝慰他：没事儿，你就当去北京玩儿了。

    父亲带着他北上考学，住鼓楼的地下室，身边都是一些弹琵琶之类卖艺的手艺人。来都来了，为了成绩，邓超模仿张学友的声音唱《铁道游击队》，考完之后觉得自己考得特烂，别人去看榜，他偏不去，连复试都不想参与。

    “不可能有我的，爸，你们就放弃这个念头吧。”

    正陷入僵持，父亲突然说了声：看。邓超应声看去，地上是零零散散几只喜鹊，父亲朝他一笑：这是好兆头。又带他去香山看红叶，说是要临时抱佛脚。

    一次又一次，通过喜鹊的方式，邓父引导他去看榜、参与复试，那时邓超对戏剧谈不上热爱，只觉得，若是考上了，可以说得上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情。

    后来他才知道，北京那个季节遍地都是喜鹊。这是父亲善意的谎言，可惜明白时，父亲早已不在。

    和自己较劲

    寻找一个愿意余生从事的职业并不容易。

    在国内top级的院校学戏剧，邓超被焦虑围绕，学习表演的动机不过是应付家里的压力，可他是那块材料吗？他不确定。

    所有改变都有一个契机。北京举行世界戏剧节，全世界最优秀的表演团队都在北京，他凭借着一张学生证，看英国的莎士比亚剧团、看德国的形体剧团、日本的梁山伯剧团。

    很多时候他听不懂演员在说什么，但是戏剧的张力牢牢攫取住他的目光。

    他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五光十色，且光怪陆离。看完后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声“哇”，原来戏剧可以这么有魅力，这么打动人。

    等到自己真正从事这行，影评人们对导演邓超有微词，却很少有人真正批评他的演技，《少年天子》时期的顺治，他才二十来岁，就能将空有一身理想却处处受限的痛苦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个职业让他非常矛盾，一方面，他沉迷于此：

    你想到有一个职业，能让你觉得，这辈子就它了，那个感觉太幸福了，那种幸福感会支撑你做一切事情。

    可每当深陷角色时，他又自我质疑：

    我胆子很小，真的，我每次选完我演过的这些角色之后，就觉得我快完蛋了，经常会想我怎么把它做好？好像不可能，因为太难了，我怎么选了这个，我失业不好吗？

 

    导演曹保平和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虽觉得26岁的邓超有演员天然的感受力，身上95%都很好，但还是有5%红毯上的感觉。

    邓超不甘心，在第二次合作《烈日灼心》时，他演一名除暴安良的协警辛小丰。

    为了揣摩角色，他封闭自己，不跟人说话，衣服都是在地摊上买的，若是有朋友约他出来吃饭他想都不想就拒绝。原因无他，角色辛小丰吃不起这样的饭。

    在深陷角色时期，邓超每天很抑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曹保平的目标变了，从挖掘邓超身上百分百的演员潜力，变为保住人命的情况下完成电影。

    最后一幕辛小丰被注射死刑，镜头从针头扎到手臂，现场一切都是真的，只是注射器里装的是葡萄糖，冰凉的液体在身体里游走，让他有些恍惚。拍摄结束，他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

    小丰，在你的世界住了那么久，知道你很苦，今天我要走了，祝你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当演员久了，邓超开始习惯自我调节。他学会在心里为饰演过的角色留一个空房间，演完了，他学会转身就走，这个房间永远会隐藏在心底的某一个角落。

    在公众人物充斥着“人设”的时代，艺人的形象很容易被固定成某一面，邓超是少数没有固定形象的那部分。代价是这几年为他赢得口碑的电影里，他都得付出近乎撕裂自己的痛楚才能让观众从那些无厘头的形象中脱离开来。

 

    在张艺谋的电影《影》里，邓超一人分饰两角，国外观众甚至看不出这是同一个演员。他为了塑造这两个角色，从进组时的72公斤增重到83公斤，之后再暴瘦到63公斤。

    妻子孙俪回忆，减脂的那段时间里，邓超几次因为低血糖晕倒在片场。导演张艺谋评价他时，留了三个字：很玩命。

    “大家说你拍戏的时候是拼命三郎，面对一直投入，会不会感觉很疲惫？”

    “完全不会，从没有拼命三郎的感觉，只是自己喜欢，每个角色指引你做他该做的事情，仅此而已。”他说。

    少年四十

    早年间，邓超刚考上戏剧学院的时候，母亲一度很担心，说是他的性格去这种地方上学，怕是会被开除，“你还是别上了”。

    长大后他审视这段经历，能理解母亲是为了让他“夹着尾巴做人。”

    可尾巴是什么？当时的邓超压根不明白。

    媒体问他从演皇帝到纨绔子弟有什么困难，邓超少年成名，演技也颇受好评，他回答：不难，因为我是邓超。

    每当有媒体试图探寻他的私人领域，尤其是提到婚姻与家庭，往往刚提到孙俪的名字，不等记者问完他会很快冷着脸：下一个问题。更有甚者，他会像刺猬一样发出挑衅。

    也不知家庭影响抑或是年龄渐长。儿子等等和女儿小花到来，邓超的态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柔软。

    他告诉《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

    “原来听别人说你们这个圈子是染缸时，会不平，凭什么说我们是染缸？那我就不和你聊了。现在会觉得，选择这个职业，是一个公众人物，老百姓已经是用放大镜在看你，这是必须要接受的生活。”

    在沉寂的时间里，邓超曾看过很多心理学以及哲学方面的书籍，其中的思辨特征有些像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斯多葛学派强调顺应天命，安于自己在社会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幸福。

    知名媒体人易立竞去采访他之后，发现邓超变了：

    媒体同行眼中那个狂放不羁的年轻人，现在变得宽厚且善解人意。但是，这并不代表他认同这个社会的形式规则和评判标准。他认同的就是这个世界需要笑声，他愿意用他制造的笑声，让这个世界多些善意和温暖。

    如今邓超四十岁了。生活中有很多改变，也仍有很多没变的东西。

    他极为厌恶“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的说法。突然提及中年男演员，他会有些怔住，“哇，原来我这么老了。”

    但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自己的青春“永不消逝”。解锁了“百亿影帝”的成就，电影节中拿过奖，想尝试的导演今年也已经执导了第三部。

    都说四十不惑，当同龄人可望不可及的一切在他面前唾手可得时，他还想要什么？

    有所成就后，他和搭档俞白眉便兴起建剧场的念头，在邓超的心里，舞台像是个有魔法的盒子，能够展现人生的喜怒哀乐。

    两人算了下，10年亏500万干不干？他想都没想，干！

    剧场招来的演员和市场选择标准大相径庭：不是在市场上能演好多戏的，形象也不是电影公司抢着签约的。在他们眼里，各种规则下，有实力的演员往往吃不开。

    招进这些人，首先能保证饿不死。再想方设法，在自己执导的电影里让这些新人露个面。

    同样不变的还有家庭，不拍戏的日子里，他会选择在家陪孩子，陪儿子打篮球，被女儿涂指甲油，这是他和孩子之间交流的渠道。他总是佯装不乐意的样子一个劲儿摇头说“别别别”，心里其实很情愿。

    但他明白，越是这样孩子会越开心。

    他享受和孩子相处的时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早年间与父亲相处的遗憾。“输在起跑线又怎么样？”比起各种补习班，他更看重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至于他自己，邓超仍有许多想要做的事情，他有旺盛的好奇心，什么都想要去尝试，然后……提到这里他放慢语速，目光似水：

    然后做一个不再过多错过孩子时光的父亲、丈夫、儿子，有太多东西等着我去做。

    终

    这几年里，邓超的微博画风清奇，只发过一篇长文，与以往插科打诨的风格全然不同，仿佛眼见着一个少年人多年摸爬滚打演艺圈的心路历程。

    他接到的第一个角色是为舞台剧《切·格瓦拉》当画外音，在人艺小剧场二楼，没有露面机会，全戏过半才有他的戏码。有时等着等着会瞌睡，可每当听到台词“启航，战士们”就清醒了。

    等到谢幕时，他挥舞着大旗，由于太激动，常常打到身边人，19岁的邓超戴着贝雷帽，青涩的脸上充斥着少年人特有的饱满情绪。纵使没什么露面机会，他仍把每句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窝在幕后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

    二十年后，他仍然清晰记得其中一句台词：勇士们，我们的船，现在就要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