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他的主要意见是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涨。”其结论是:“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陈独秀针对罗明纳兹等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理论,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高涨,而是低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反对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这无疑又是错误的。这时,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还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来到”,“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这就廓清了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求实观”的本质区别。
广州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天,陈独秀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认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积极提出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刻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这还不够,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的建议是正确的,较之国际代表纽曼提出的“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主张要高明多了!与此同时,陈独秀在同一封信中,又坦然指出:“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我殊不以为然”。他认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别意义”。用“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这些意见表明,他不仅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且还公然反对采取苏俄模式,这就必然导致与中央的对立。
陈独秀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送走一九二七年的。新年伊始,展望未来,陈独秀更是有无限感慨在心头!当时,他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身边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工相伴,与昔日相比,难免会生出怆然之慨!他毕竟是一位诗人气质很浓的失意的革命家,他不会对身旁的这位女工说些什么,唯有驻步窗前,借朗诵自己的诗作对天呐喊: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经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的挑战,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呀,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事有凑巧,就在陈独秀借诗言志的时候,周恩来与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李富春、任弼时等悄声叩开了他的门。他们示意那位开门的女工不要惊扰陈独秀低声诵诗,不约而同地望着陈独秀的背影,在用心地品味这诗的内涵和底蕴。当陈独秀近似低泣地吟罢“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周恩来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好诗!好诗!”接着,所有来访者都禁不住地鼓掌,表示对这首诗歌的称颂。
陈独秀闻声缓缓地转过身来,一见这些昔日的同志今天的领导来访,真是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涌上心头!但是,当他看见周恩来那充满着敬仰的表情,又很自然地想起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内心又泛起了一阵酸楚的滋味。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对周恩来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近三年以来,他对周恩来的工作态度、奋斗精神,以及彬彬有礼的风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因此,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有意单单看着周恩来且话中有音地说道:
“五四之前,你是天津南开出了名的才子;而今,你又是我党的干才,请……”
“不敢,不敢……”周恩来深知诗为心声,他从陈独秀低吟的诗中,完全窥测出了这位党的创始人内心矛盾的情愫。他今天来访,真诚地希望这位自己的老领导能回心转意,继续为党工作。因此,他有意打断了陈独秀的话语,虚心地说道,“当年,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嘛,只不过是一个跟着你摇旗呐喊的小兵。”
或许是陈独秀的地位发生了改变,抑或是有感而发,当他听完周恩来称道自己的话语之后,却说:“这叫后来者居上嘛!”
这时,陈独秀的二公子——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前来看望父亲。由于早在八七会议之前,陈乔年就不赞成父亲的理论,并在八七会议上点名批评父亲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故父子相见是不能谈革命的,一谈就顶牛,每每都因此不欢而散。可是,他们毕竟是父子,尤其是在陈延年牺牲后,陈乔年经常回来探视苦闷中的父亲,借以慰藉陈独秀那颗失落的心。今天,他一见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都来看望父亲了,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按照他的想法:父亲就是不承认错误,也应该说些客气的话。可是,出他所料的是陈独秀的话中还带着情绪。因此,他有些生气地说道:“父亲,你怎么可以用这种口气和恩来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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