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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史家所记述的那样，“这天，周恩来本来是要到会的，因为临时有事没来参加”。真是好险啊!
另据史家所记，“事后，敌人带走白鑫，也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做做样子罢了。”
彭湃、杨殷等五同志被捕不久，中央就获悉了这一情况。当晚，周恩来召开中央特委会议，布置营救和了解被捕的原因。会后，陈赓立即约见杨登瀛，很快弄清了事发原因及来龙去脉。当周恩来获悉告密人是白鑫之后，立即“向党有关人员发出了白鑫叛变的警报”。在指示陈赓等人“侦察白鑫的行动”的同时，要随时掌握被捕同志的行踪，做好营救的准备。有关彭湃、杨殷等五同志入狱后的两天情况，《陈赓大将》一书作了披露：
这个时候，彭湃关在公安局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的拘留所里。他在监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打，几次死而复苏，脚骨也被打伤，始终坚贞不屈。他还排除万难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汇报他们在狱中同敌人斗争的情况，并提出营救同志的设想。为了便于和各方联系，陈赓当即随顾顺章住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新世界饭店，展开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彭湃、杨殷等被押进拘留所关了两天，就传出消息说，公安局要对他们进行“审讯”。陈赓把这一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深思熟虑之后，一面派李强住到水仙庙侦缉队附近侦察和监视;一面叫陈赓去找杨登瀛商量，利用杨登瀛参加“陪审”的机会，带一个彭湃所认识的同志去，站在杨登瀛的背后，暗示彭湃，组织上正在营救他，使他有所准备;与此同时，命令红队准备行动。这场“审讯”是在八月二十六日夜里进行的。这天杨登瀛在“审讯”时装得样子很凶，骂得很厉害，但是非常巧妙地把党的意图暗示给彭湃了。
对此，周恩来在当时也撰文记述道：
二十五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二十六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在审问时，只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已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询问，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审问与引渡情形，曾载在当日晚报，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这是统治阶级故意如此，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
彭、杨五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五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二十七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问到彭湃同志，有人出为证明，彭湃同志公开承认。问官询其经过历史，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问官亦为之动容。问至杨殷同志，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审问毕，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也就是在这紧张的营救过程中，杨登瀛通过内部获悉，八月二十八日晨，敌人将彭湃、杨殷等五同志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为此，周恩来精心策划了如下的营救方案：
周恩来得到这一情报后，即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途中，准备劫车营救。那天，红队队员和许多人一起，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武器装在一只皮箱里面，指定专人骑机器脚踏车送到现场。还准备了装好大米的卡车，打算用它挡住囚车，迫使停车，然后下手。这次行动事前经过周密布置，出动中央特科的全部工作人员，还有些人化装成小商贩，或者装成过路人，一起来到现场，摆成一个“劫法场”的阵势。但是送武器的人……来迟了，加上事先的准备工作不细，枪内的润滑脂未曾清除，不能立即使用，再加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实现。(摘自《陈赓大将》一书)
也就是在彭湃、杨殷等五位同志被捕后两天，红四军的代表陈毅同志到达了上海。
陈毅参加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与朱德同志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开创了史称中国革命摇篮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久，随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又相继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四军前委在建军问题上发生原则争论，前委决定派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陈毅所任前委书记一职由朱德代理。
会后，“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到厦门”。他在厦门候船期间，“给在上海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少将代表的胞兄陈孟熙发了一信，说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到沪，并告以大致船期”。还应说及的是，他还有一位堂兄叫陈修和，这时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自武汉分别以来虽然各奔前程，陈毅判定他们依然会尊重各自的信仰，给他方便和掩护”。
接着，陈毅出于安全考虑，先在厦门乘轮船南下香港，“同中共广东省委接上头，见到了留法老同学、广东军委书记聂荣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广西路过香港的邓小平”，随即又乘英国轮船北返上海。关于他到达上海的情形，《陈毅传》作了如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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