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四（4）

    “这些右派，他们的估量是和国际不同的，他们否认中国全国有政治经济危机，借口发展不平衡而怀疑革命发展的前途。所以只认为某省有革命形势，而不能有全国工作的配合，这是取消了中国革命。江苏何孟雄同志，就是在这一路线的基础上向中央进攻。这一个取消主义是和国际无丝毫共同点，决不容许在这样路线上来进攻中央与国际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作了这样评价：

    “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缺点，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选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就在李立三狂热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还有与何孟雄等人一道反对立三错误的小圈子，其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由于六届三中全会所存在的问题，给了王明借机发难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恩来、瞿秋白的机会，继之又在六届四中全会爬上了权力的中心。故有必要把王明在这段历史中的活动作一简介。

    诚如前文所述，王明在被捕期间由于泄露党的机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接着，他就被调到中央机关，到全总工作。对此，王明耿耿于怀，非常不满。有一次，他主动找全总的负责人罗章龙长谈，倾吐自己所谓的怀才不遇的情绪。多年之后，罗章龙回忆了他们这次谈话：

    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问王明：“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要你支持我。如果你支持我，什么都好办;否则，我们是会有办法来对付你的。”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时，王明当翻译，那时他的野心已从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了，曾引起我极大的反感。这时我听了王明上述的一番话更加反感和生气，心想：你王明究竟狂妄到何等程度!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词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是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些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

    王明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他一看李立三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遂决定采取借着吹捧李立三进而达到改变自己地位的策略，故亦步亦趋地跟在后边，公然撰文从理论上支持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全文长达三万多字，从九个方面策应与支持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所阐述的“左”倾理论。他认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国民党统治危机崩溃的表现，由此得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目前已经摆在党的面前，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也已经成熟。接着，他又与李立三一样竭力鼓吹城市中心论，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还公开指出，党内谁敢反对上述观点，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很快就得到时任中宣部长的李立三的青睐，把他从全总调到中宣部。

    王明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在苏联读书有年，背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中所谓闪光的词句，并视为立身革命之宝;另外，由于他是靠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的恩师米夫起家的，因此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视为尚方宝剑。有谁敢于越其雷池一步，他就要挺身而出，从理论到行动上都要坚决与之抗衡到底!谁要在文章、言行中有违背这些所谓闪光的词句的，他就要著文加以批驳。正当王明竭尽全力支持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他突然从李立三的文章中发现有违背马列著作的观点。同时，他又通过内部关系获悉：中共中央与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发生分歧。接着，他又得知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奉共产国际之命，要求中共中央停发六月十一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为此，他欣喜若狂，认为上台掌权的时机到了，遂召集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开会，商谈如何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对李立三发动一次批判。在他们相互交换了意见之后，王明作总结时说了这段话：

    “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