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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召见的这些得意门生们，听了上述讲话，真犹如大旱之年望云霓，简直比三伏天吃冰激凌还要好上百倍。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脸上绽开了欢欣的笑颜。或许是王明在回国后的这一年多以来，他上演的走麦城的戏太多了，也或是过于老道的王明为了今后的战斗，需要向恩师米夫多要几件上阵应战的“宝贝”，所以唯有他做出为难的样子，却又是毕恭毕敬地说道：“谢谢恩师的栽培。但是，我认为要完成中共中央这新旧交接的任务，必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的。”
“我当然清楚这一点，”米夫猝然变色，“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我的手中握有共产国际授予的尚方宝剑，懂吗?”
王明一听米夫这句话，心里有了底数，遂在米夫的主持下，共同策划了如下抢班夺权的方案：
第一步，反对中央政治局召开似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力主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认真地听了王明等人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理由，大意谓：六届三中全会并没有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相反却变成了公开保护立三路线执行的组织措施。换言之，时下的中央无论再召开什么样的中央会议，只要是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他们也难以彻底翻身，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成员。为此，他们希望开像是解决陈独秀那样的“八七”紧急会议，把瞿秋白等人拉下马的同时，重新组建中共中央的核心机构，由他们这些先知先觉们执掌大权。这就是他们几派联合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终极目的。
诚如前文所述，在王明等人的围攻之下，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一是感到难以为继，再是为了表示一种光明磊落的人格姿态，遂接受了王明等人的意见，并于十二月九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紧急会议的决议》。在此决议中公然承认，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错误，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即使三中全会了解到必须实行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整个转变，但这个转变也变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且实际上正如国际来信所说又在重复这些错误”。“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决议，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
而米夫来华主要是两个使命：一是把瞿秋白等人赶下台，再一个就是把王明等人扶上台。在米夫看来，第一个使命是容易办到的，而困难的则是第二个使命，如何把王明等人扶上台。因此，他来华后看待和处理一切事务、审定或欲要作出的一切决定，都以能否把王明等人捧上台为前提条件。他经过简单的调查之后，认为通过紧急会议，是很难把王明等人捧上中央领导地位的。搞得不好，还会出现大权旁落何孟雄、罗章龙等人之手。这是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由他一手培植的王明宗派小集团在党内十分孤立，很多做法又不得人心。相反，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在党内是资深的老同志，其中像何孟雄等同志为人耿直，又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再就是罗章龙，他早年就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等运动，时下又是全总党团的主要负责人，的确有着一定的实力。一旦召开紧急会议，米夫再挥舞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也难以控制投票的多数。怎么办?米夫假借共产国际的牌子，说开紧急会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而他来中国之前，共产国际已经同意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迫使中央于十二月十四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接受米夫建议，决定收回召集紧急会议的成命，改为召开四中全会。
第二步，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撤销对王明等四人的处分。
米夫历经苏共多次肃反运动和党内的斗争，深深懂得多数的重要性。眼下，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使不得人心的王明等人提高威信呢?为此，他决定召见瞿秋白和周恩来等人，向他们当面传达共产国际对王明等人的态度，并希望这些处于被告席上的老同志能认清形势，网开一面，从旁为王明多说几句好话。所以，他一见瞿秋白与周恩来，就像是毫无表情的判官，冷冰冰地说：“今天，我约见你们的目的，主要是听听你们对三中全会的认识。”
米夫如此而为的目的是清楚的：以此为契机，让瞿秋白、周恩来知道国际对他们的态度，同时再引出吹捧王明等人的话题。但是，坚持党性的瞿秋白绝不去投米夫的机，依然按照共产党人应遵循的原则去办事，沉重地自我批评道：“由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从调和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三中全会上没有揭露批判立三路线的要害，这责任主要由我来负。”
“不，我至少也要负一半责任。”周恩来忙说道。
对于周恩来的插话，米夫当然是不高兴的。他当即变色，十分严厉地斥责：“当前不是谁承担多少责任的时候!从秋白同志的谈话，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们至今都未认识到所犯调和主义的本质是，在掩护立三路线错误的同时，继续执行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
对此，瞿秋白与周恩来能说些什么呢，唯有沉默不语，接受这种傲慢的庭训。
“由于你们继续执行没有立三的立三路线，就必然要打击、迫害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真正反对立三路线的同志!”米夫说罢看了看沉默不语的瞿秋白与周恩来，“你们读过王明同志写的《两条路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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