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四（9）

    陈立夫有着极其敏感的政治嗅觉。他根据蒋介石的旨意，立即召来徐恩曾、张冲、钱壮飞等，十分严肃地说道：

    “前两天，蒋主席问我：第一次围剿共匪为何失败得这样快，且又是这样的惨?是共匪兵力强悍，还是朱毛用兵如神呢?同时，蒋主席又问我：上海方面，有几次缉拿周恩来等共匪祸首的准确情报，为什么都一一落了空?而这次捕获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几个匪首的战役，又为什么大功告成?蒋主席生气地说：我有证据，你们的要害部门，尤其是组织部属下的调查科，一定是混进了共产党，把有关情报泄露给了共匪!”

    钱壮飞听后十分明白：这仅仅是蒋介石、陈立夫的推算，他们绝对没有什么证据。否则，他就不可能安然坐在陈立夫的官邸，听他如此郑重其事地训话。另外，他所关心的不是蒋介石、陈立夫大放马后炮，而是将采取什么措施。因此，他依然如故，坐在一边当他的记录员。

    接着，在陈立夫的主持下，一起讨论落实蒋介石上述指示的所谓安全措施。最后，他们达成共识：从现在起，调查科废弃过去使用过的一切密码。另外，重要的情报，尤其是关于进剿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涉及破获中共地下首脑机关的来往电报，均由徐恩曾亲译，重要的大事要交由陈立夫处理。

    从此之后，徐恩曾根据陈立夫的要求，把这套绝密的密码本带在自己的身上，亲自破译有关机密的情报。

    这样一来，钱壮飞由于不掌握这套破译绝密情报的密码，他这位机要秘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往来电文收发员了。为此，他及时地请李克农向中央作了汇报。

    周恩来感到事态严重，他又指示陈赓转告李克农、钱壮飞：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为了何孟雄、林育南等烈士的悲剧不再重演，必须把徐恩曾身上这套绝密的密码本搞到手。

    周恩来历经六届四中全会的所谓斗争，以及何孟雄、林育南等二十几位烈士遇难，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在苏区。因此，他这位早已任命的中央局书记真想立即撤离上海，赶到中央苏区走马上任，与朱德、毛泽东等红军指战员一道进行反“围剿”的战争。可是，他这位中央军委书记身不由己，中央这副沉重的担子还要继续压在他的肩上，一时难以离开上海。他或许预测到了未来将有更多的领导同志进入中央苏区，也或许想到了中央苏区的战争形式将是“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援，就在这期间，他成功地建立了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为此，他向中央政治局作了通报，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现在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我们必须迅速进入中央苏区。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这条通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在周恩来“保证继续畅通”的指示下，一直未被敌人破坏，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一批又一批干部撤往中央苏区的任务。

    与此同时，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安排参加过无线电训练班的伍云甫、曾山等前往中央苏区，与王峥、刘寅等会合”。目的是明确的，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中央的联络。后来，他们利用反“围剿”中缴获的电台，“于一九三一年秋，沟通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经香港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军委与苏区工作。接着，他于二月初“几次与远东局研究，认为加强苏区和红军的工作、改变城市斗争的方式是关系全党的两件大事。远东局要求，中共中央从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派去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斯科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应派到苏区，充实红军的领导，并且要求尽早成行。对白区的工作，远东局认为，工会多是空架子，工会干部应脱去长衫，改变作风，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读书班、俱乐部、夜校，甚至用开茶馆、饭铺、商店等做掩护，接近群众，以适应白色恐怖的环境”。为了落实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的上述精神，周恩来又在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相应的方案，并得到中央的认可。其中，在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讨论了苏区中央局、湘鄂西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及赣东北特委、鄂豫皖特委、闽西特委等的组织调整，决定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苏区中央局常委，夏曦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沈泽民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正当周恩来全力推动各苏区的发展，准备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之际，苏区中央局却发生了“富田事件”。对此，《任弼时传》一书作了如下评述：

    富田村在江西吉安，是江西省总行委机关的所在地。一九三○年十二月初，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根据逼供所得的假口供，带人前去捉拿在省行委机关和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二十军少数领导人对此极为不满，一面包围省行委，释放被捕的百余名人员，并企图扣留总前委的来人，一面提出分裂红军的口号，把部队拉到赣江以西地区，扩大了事态。

    所谓“ab团”，是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为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的领导权而派人成立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共产党领导南昌的群众给予严厉的打击，ab团即行解体。对此，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都没有经过周密调查，而负责肃反的部门则把ab团误认为是打进革命队伍进行破坏的现行反革命组织，这就造成了“富田事件”的悲剧。事变发生后，二十军派人到上海向中央“控告”总前委，请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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