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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仲甫先生息怒，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看望你。其次，党的六大就要在莫斯科召开，中央希望你能出席。”
“不去!”陈独秀再次断然作出了答复。
关于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的原因，当事人与后来的党史专家有着不同的认识。王若飞认为，陈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缘故来打击他”。此见不无道理，但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尤其是陈在五次被捕时的表现，恐怕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对此，唐宝林先生在其专著中认为：
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于一人”的雅量。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总之，陈独秀以他雄辩的口才，向周恩来讲了坚决不去苏联的原因。结果，专程前来看望陈独秀的周恩来无奈而返。
由于陈乔年等同志被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上海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上海要用新的方法来接近工人组织，工作既不是退让、保守的，但亦不是仓促的。即罗亦农提议要老老实实开始党组织的改组工作，准备做长期的斗争。并开始进行党员登记工作，不怕少，只要质量好。”在这次常委会上还作出决定：“由项英、王若飞、李富春、陈炳根、黄平组成江苏省委常委，李硕勋代理浙江省委书记。”
也就是在这前后，赴武汉的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回到了上海。常委在听取了李维汉的汇报之后，“中央认为中央巡视员罗迈同志对于两湖工作的布置和决议及湖北省委自己的决议大体都是对的”。
李维汉历经实地考察，他对两湖暴动的看法是：“湖北农村的斗争比湖南深入，湖南乡村豪绅的统治相当的稳定，同时湖北还有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的意义和工人区域等等，因此，两湖暴动应以湖北为中心。”但不知何故，中央在收到他的信后，却认为“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仍应以湖南为中心”。对此，周恩来向李维汉解释了中央的意图。接着，李维汉又讲到两湖的“形势很紧张，武汉和长沙白色恐怖很厉害。湖南省委连续遭到破坏，先是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牺牲，接着继任书记任卓宣又被捕后叛变”，给湖南省委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就是在这时，周恩来感到如不考虑实际情况，仍坚持两湖暴动，不仅参加暴动的工人、农民会流血牺牲，而且各级党的组织也会遭到更大的破坏，其中一些负责同志，尤其是像“树大招风”且又坚持在武汉工作的向警予、郭亮等同志的安全，就更增加了危险。于是，他怀着不安的心情问道：
“维汉同志，再详细谈谈郭亮同志、警予同志的情况好吗?”
李维汉告之：根据“中央决定成立湘鄂赣边特委，以郭亮为特委书记”的决定，他“在武汉期间，同郭亮等同志商定了湘鄂赣边特委的区划，决定该特委辖湖南之浏阳、平江、岳阳、临湘，湖北之咸宁、蒲圻、通山、通城、崇阳、嘉鱼，江西之修水、铜鼓，共十二个县，特委机关驻岳阳，受湖北省委领导。郭亮离武汉后，省委书记由刘伯庄继任。郭亮很快即去岳阳就职”。
“郭亮在两湖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移居岳阳后安全有保障吗?”周恩来仍不放心地问。
李维汉答说：郭亮于二月初离开武汉，“和二十多名干部，分批从武汉南下，进入湘北重镇岳州(现岳阳市)。在翰林街开设煤栈，以作掩护，建立起特委机关，另又在街上开一饭铺做交通站，湖滨还准备了小船。风声紧时，他和特委的干部，就到船上过夜”。最后，他又说道：“据说，郭亮身着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小帽，蛮像个煤栈老板的样子。如无特殊情况发生，我看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说到战斗在武汉的向警予，李维汉更是感慨万分。她化名易夏氏，“白天活动于群众中，晚上在法租界三德里九十六号的一间小楼房里，为编写和刻印党的秘密报刊而通宵达旦地工作”。后来，同志们劝她离开武汉，可她却说：“确实，我的处境有困难。可是，唯其这样，我更不能离开。”接着，她加重语气，无比坚定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一时无人支撑，《长江》一停刊，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那会叫许多工人怎样失望。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绝不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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