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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今后少读几首这样的《怀亡友》诗，或者说今后还有为亡友吟这样《怀亡友》诗的诗人，你应当尽快地到日本去。”
郭沫若完全明白了：周恩来，或曰党中央为什么一定要他离国他去的原因和决心。因此，他不再说些什么，自己未来的行踪完全听从周恩来的安排。
郭沫若是一位“朝闻道，夕死足矣”的革命诗人。在今天的相见中，他从周恩来的话中不仅认清了革命的形势，而且还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位革命家的不足。为此，他坦诚地讲了自己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过程中，认真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某些章节，译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唯物史观的公式，还学习过列宁的《党对于宗教的态度》、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领域内的党的政策》、哥列夫的《无产阶级的哲学》等书”。最后，他又谦虚地请教：“我到日本之后，还需要读哪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你是研究学问的大家，我想你会视情况而定的。但是，”周恩来有意停顿片时，复又加重语气说道，“我以为你要身在异境，心系中国的命运。”
郭沫若沉沉地点了点头。
“你是当今中国文坛上的一面旗帜，虽然暂时离国东渡避难，但仍要时时关注，甚至还要亲自参与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但是，”周恩来看了看蹙眉静听的郭沫若，又补充说道，“要以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为限。”
时至午时了，郭沫若的日本夫人安娜请周恩来等人吃午饭。
也就是在吃饭期间，周恩来想到了郭沫若东渡日本之后，他这一家六口的吃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仰仗诗人手中的那支笔了!这应当说是相当艰难的。为此，他取出身上仅有的钱，说道：
“沫若同志，党考虑到你到日本后安家的困难，希望你能收下这笔钱。”
“不，不……”郭沫若看着周恩来手中的钱，他那颗诗人的心颤抖了。“眼下，党的各级组织比我更困难，更需要这些钱，就留给党吧!”
周恩来怀着依依惜别之情送走了郭沫若。出乎他所料的是，六天之后——二月十六日，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突然被捕了。他一边焦急查询被捕的原因，一边向有关部门发出指示：
“要不惜一切代价，要调动一切力量，务必把陈乔年同志营救出狱!”
第06章
二月十六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于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产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早有预谋的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址。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同志共十一人全部被捕。
与此同时，就在陈乔年等被捕的前后，陈氏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遵从蒋介石的旨意，建立并完善了蒋介石的“军机处”中统特务组织。
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和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样，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御用工具。接着，陈立夫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把隶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改称调查科，并隶属蒋介石任部长、陈果夫任代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因此，这时中统特务组织的全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陈立夫兼第一任科长。由于陈氏太忙，科长没当几天，就又将调查科的负责工作交给了亲信杨剑虹。
陈乔年被捕之际，陈立夫正在南京，尚未卸去调查科长之职。他获悉陈乔年等人被捕是高兴的，自誉为是“开门大吉”。但是，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出卖陈乔年等人的叛徒并不知被捕人员的真实身分，更不认识哪一位是陈乔年。这对陈立夫而言虽是美中不足，可在他看来却是小事一桩，因为他坚信只要一动大刑，或施以“钱”、“色”等软性手段，这十一个被捕的共产党人的身分就自然清楚了。
说到审讯陈乔年等人，陈立夫马上就想到逮捕地点是在英租界。按照当时的规矩，国民政府设在上海的专政工具——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等机关，均无权在租界区捕人。如果在上海工部局所属各国租界逮捕了中国人，也必须通过所谓“引渡”手续，才能转到蒋氏王朝设在上海的有关单位。换言之，若想审讯陈乔年等共产党人，必须先向英租界办理“引渡”手续。
说到办理“引渡”手续，陈立夫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为此，他请示了蒋介石，当即要通了上海杜公馆的长途电话，打着蒋介石的旗号，要杜月笙帮助办理“引渡”手续。
世人皆知，杜月笙是青帮大亨，他背靠洋人起家，借着走私鸦片等发迹。所以，他的触角伸到了上海各个地方。待到他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又被蒋氏晋封为少将顾问之后，他就真的变成了上海的“霸主”。对此，一代报人徐铸成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连蒋介石、帝国主义分子、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账’，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成名比杜早，但一切还要看杜的颜色行事，有时还要借助于他的声光。”因此，杜月笙收到陈立夫自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当即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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