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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是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军部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彭德怀、滕代远等同志率领在乎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向井冈山进发，并在宁冈新城举行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自然也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当局。诚如陈毅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所说：“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即红四军)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
蒋介石为消灭朱毛红军，遂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任命何键为湘赣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集中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凸显出了两大弱点：第一，“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时下，又面临强敌的五路“进剿”。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在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的同时，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借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剿”。为此，毛泽东、朱德于一月十四日，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向赣南进军。
寒冬腊月，飘着鹅毛大雪，大山中的气温早已降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着衣单腹空的三千六百余名红军健儿，大踏步地向赣南方向前进。这时的“红四军主力已经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但是，兵强马壮的国民党追兵却来得很快。大余城一战，“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失散”。红军的损失是很大的。
在敌人重兵封锁、分割的情况下，留居上海租界中的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同志，很难得到有关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的准确消息。但是，他从敌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发给上司的所谓捷报中获悉：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予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刘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等等。为此，杨殷以中央军事部长的身分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商讨处于困境中的朱毛红军向何处去的决策。
虽说党的六大强调了建立工农红军的重要性，并认为在农村中“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肯定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能够存在和发展，但是，当时从全党来说，总的观念仍认为革命应以城市为中心。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必然“对农村斗争和武装割据的作用估计不足，对农村游击战争的指导也有过失误”。另外，“共产国际当时认为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容易被敌人消灭，并且妨害老百姓的利益，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并且提出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因此，二月二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杨殷报告之后，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央工作也就成为必然。
这时的周恩来虽然亲身经历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城市暴动的失败，但他在对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的认识上，依然认为中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方能长期存在”。所以，他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的精神，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一封指示信，也必然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二月八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修改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大意谓：
信中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目前党正处在困难的环境，但中国革命高潮仍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中央根据六大确定的方针，决定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和持久。同时强调说：“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指示信要求朱德、毛泽东来中央，“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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