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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称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上述这封指示信为“中央二月来信”。但是，信写出后的两天，红四军主力到达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第二天，在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指挥下，红四军在大柏地诱歼追敌刘士毅旅大部。从此，红四军开始变被动为主动。接着，红四军又连续在运动中打了一个又一个大胜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沉浸于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由于敌人分割、包围的原因，致使红四军前委于四月三日才收到“中央二月来信”。因此，“信中充满忧虑的语调，同红四军刚刚欢庆大捷的胜利场景更显得很不协调”。而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中央工作也成为不可能。
周恩来作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感到人才，尤其是党的中高级干部是何等的宝贵!自从大革命失败之后，使他最为痛心的，就是党的大批优秀干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而今，由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每当他想到中国革命如何走出低谷的时候，他就又越发地感到最为缺乏的，依然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干部。为此，他经常叮嘱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志：“干部是革命之本。没有革命干部，就没有革命的事业，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关心、爱护、教育干部，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关心爱护，是取得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也正是出于同一原因，他再三指示，一定要设法把任弼时同志营救出狱。也就是在他从天津返回上海的时候，听说任弼时同志在安徽被无罪释放，当时，他内心高兴的情形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接着，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有关的同志，详细了解了营救任弼时的全过程。
原来任弼时被捕之后，一口咬定自己叫胡少甫，是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是到安徽南陵来催收账款，顺便到小乔墓玩玩的。敌人不肯轻信，于是动了刑，“踩杠子”，施“夹棍”，任弼时始终咬定口供，不露身分。通过这残酷的刑讯，他知道敌人没有掌握任何其他证据，故很有底数地与敌人虚与周旋。敌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任弼时等押解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
事有凑巧，在任弼时被押赴安庆的船上，任弼时遇到同乡彭佑亭。趁法警不备，他托彭捎信给长沙第一纱厂当工程师的堂叔任理卿，请他设法营救。任理卿收到任弼时的信后，立即电告时在上海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请其来长沙密议营救事宜。陈琮英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接着，中央经过审慎研究，周密地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大意谓：
中央当即派人陪同陈琮英赴长沙营救。长沙的伟伦纸庄是陈琮英的堂兄陈岳云经营的。陈琮英便以纸庄东家的身分延请任氏家庭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奔走营救。何维道赶到安庆后，利用他的社会关系，把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开庭时，何维道出庭辩护。他谴责南陵县党部滥捕无辜，要求法庭查核胡少甫的身分，无罪释放。法庭便派人去长沙对质，将任弼时押回饮马塘看守所。与此同时，党中央多方设法在国民党的上层开展营救活动，甚至收买有关的官吏。……
国民党安徽省法院派人到长沙调查胡少甫的身分时，陈琮英早已做了准备，确认胡少甫是纸庄学徒，向法院出具保证。
周恩来听说营救任弼时获得成功之后，立即通过内线告知任弼时：养好身体以后，立即来中央报到。但是，当他听说任弼时与陈琮英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因陈琮英在奔走营救的过程中患肺炎夭折了，内心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或许这时他想起了自己和邓颖超的爱情结晶夭折的往事。
任弼时到达上海之时，恰好赶上周恩来参与处理江苏省委问题。待到重组新江苏省委班子的时候，还缺少一位专门主管宣传的人选。在组织部长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一致同意派任弼时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实事求是地说，任命任弼时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对未来江苏省委开展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从周恩来自苏联回国以后，亲自解决的上述事关全局的大事(自然还远不止这些大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革命已经处在了何等关键的时期。与此同时，我们从解决这些带有全局性的大事过程中，也清楚地看出周恩来的确是处在了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
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秘密机关设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周恩来在处理上述大事的同时，“每天清晨或深夜都要到那里去，阅读各地送来的报告，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时，他总是力求细致周详地弄清实际情况，从不粗枝大叶”。一天深夜，他正在研究有关情况的时候，陈赓轻轻地走了进来，带有几分神秘的样子说道：“有一位大人物要见你，自然是为了我等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位大人物是谁?”周恩来有些惊诧地问道。
“杨度。”
“杨度?”
第16章
杨度，原名承瓒，字晢子，湖南湘潭人，为近代通硕大儒王闽运先生的高足。他曾先后两次游学日本，并当选为留日学生会副会长。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二人相谈志非道异，孙中山先生为他的纵横才气所惋惜。但是，他却狂妄地许下诺言：“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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