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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信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红军不能实现上面三个任务，则与普通军队无异。”它指出：“红军一切行动务要避免单纯的军事行动，要与群众斗争取得密切联系。”“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的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指示信提出了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的任务。它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他们中自然会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
指示信还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问题。它写道：“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就在陈毅起草这封信的过程中，周恩来真是忙极了!查《周恩来年谱》可知：九月十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鉴于彭、杨事件的教训，“建议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每周开一次会，变更开会时间，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人保留在外。会议并讨论了陈独秀的问题，决定中央派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一起同他谈话，指出他一再违犯党的纪律的错误”。九月十四日，为纪念彭湃等烈士，撰写《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九月十九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湘、鄂、赣、豫四省的组织问题，决定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致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和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宣布恢复湖北省委，改组江西省委常委。并决定在贺龙游击战争区域及其附近设立湘赣边特委;彭德怀红军归赣委指导;方志敏部队受赣东北特委指导;鄂东北与豫南的红军统一指挥机关，属鄂豫边特委指导”。也就是在这期间，他还亲自部署中央特委时时在侦寻叛徒白鑫夫妇的踪影。
经周恩来亲自审定、并经中央批准的“九月来信”于九月二十八日发出了。为了欢送陈毅返回红四军，周恩来特选择了一家法式咖啡店，算是对老战友陈毅的饯行。自然，参加人还有时任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
这家法式咖啡店的包间不算宽大，但灯光柔和且还有点儿暗淡，再加上法国著名的印象派音乐大师德彪西的前奏曲《月光》低回不息，更有一番法国特有的情调。周恩来和陈毅、李立三都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对法国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只要一听到印象派大师们的音乐，或看到印象派大师们的绘画，他们就像条件反射似地想起了当年在法国学习的情景。但是，今天的周恩来可能是为陈毅送行的缘故吧，他却感慨地说：“转眼就快十年了!那时，我们三人为寻求救国之路，先后到法国勤工俭学。就在这短短的十年当中，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也把我们三人变成了弄潮儿。如果再过十年，甚至是二十年……”
“我们绝不会再躲在法国人开的咖啡店中品咖啡!”李立三抢先下了结论。
陈毅本来有着诗人的幻想，如果这次聚会是在“三一八”惨案之前，或者是在东征讨蒋的武汉，他都会随着周恩来的话题浮想联翩。然而今天的他却没有了这种雅兴，他听后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也可能是存在决定意识吧!两年以来，我这个红色山大王想的全是如何壮大红军，扩大苏区根据地。”
“这也是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的主要内容。”周恩来在讲述了有关的情况之后，又加重语气地说道，“我是十分看重信中的这段话的：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请放心，我会如实向同志们传达的。”陈毅说道。
“我再重复一遍我曾说过的话：朱德和毛泽东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任前委书记，红军全体同志必须了解并接受。”周恩来十分郑重地说道。
“我一定会按中央的指示办的，”陈毅也变得严肃起来，“回去之后，我陈毅带头负荆请罪，请毛泽东复出，由他来指挥红四军。”
“对此，我绝不怀疑。”周恩来又接着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新的蒋冯之战就要打响，要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壮大红军力量，发展革命的根据地。”
“我会如实传达的。”陈毅侧首看了看李立三，“立三同志，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我同意恩来的意见，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李立三边说边取出几本书，“我和润之既是同乡，又是有着十多年交往的战友，他给我来信要书看，我就给他买了几本古体诗词。”
陈毅对诗词歌赋有着特殊的爱好，在战斗频仍的空隙时间里，唯一抒发个人情感的手段就是填词或写诗。也或许当了两年山大王的缘故，打仗的次数比看的书都多，所以他一听说古体诗词，本能地伸手夺了过来，高兴地说道：“先给我当精神食粮吧!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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