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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致赞同邓颖超的点子，遂又论起了年龄。蔡畅和杨之华都是一九○○年出生，蔡畅大几个月，自然是八姐妹中的大姐，杨之华居第二，为二姐;才与罗亦农结为夫妻的李文宜生于一九○三年，是为三姐;不知何故未到会的贺治华(又名贺稚华)是四姐;时年二十三岁的邓颖超自然就被与会的蔡畅、杨之华、李文宜称为五妹了;而“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来、在中共中央国际联络处工作的共产党员和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庄东晓”二十岁，年纪最小，就成了八妹。值得一记的是，“邓颖超还用五妹的谐音‘伍美’做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姐妹称呼排定之后，她们就边打麻将边商议工作。“当时中央妇委实际上只能领导上海的妇女工作，偏重女工工作和宣传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在女工为主的工厂办夜校，在教女工认字的同时提高她们的觉悟，为革命积蓄力量。
正当她们热烈交谈的时候，“留着大胡子，穿着一身长袍马褂，打扮成一名上海滩常见的商人模样的周恩来回来了”。年纪最小的八妹顽皮地说道：“看，我的五姐夫到了!”
周恩来听后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看看与会者的表情，不解地问道：“小超，这是怎么回事?”
邓颖超笑着把拜“干姐妹”的事说了一遍。周恩来听后频频点头，称赞道：“还是你们女同志有办法，很快能适应上海的特殊环境，想出掩护工作的好办法。”
对此，文雅端庄的蔡畅抢先指出：“拜干姐妹”的点子是邓颖超想出来的。接着，又玩笑地说道，“就年龄而言，恩来是我的兄长。可今天，我就要不客气地叫你五妹夫啦!”
“我嘛，也沾五妹的光了，”秀丽温柔的杨之华也笑着说，“这回你可得妇唱夫随，委屈你当我们的五妹夫了。”
周恩来被这火热的气氛感染了。他与其说是为这次妇委会议助兴，倒不如说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妇委的工作，遂主动提出请与会的妇委委员吃午饭，而且还要亲自下厨露一手，庆贺妇委八姐妹结拜的喜事。
能吃到周恩来亲手做的饭菜，与会的妇委自然是高兴的。但是，她们，尤其是“蔡畅同志知道，党的经费十分困难。周恩来每月的生活费只有十二元，邓颖超八元，此外分别有交通费五元和三元。凭这二十八元维持三个人的生活”是不富裕的，因此她们实在不好意思要周恩来破费。邓颖超却坚持说道：“让他去吧，难得他今天这样高兴。我们乐得吃他一顿现成的饭。”
周恩来的拿手菜是红烧狮子头，外加色香味俱佳的淮阳菜。大家边吃边夸他的烹调手艺高明。
但是，周恩来却利用这难得的“会餐”机会，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央妇委的工作情况，以及上海妇女运动开展的概貌。当他听说妇委委员——四姐贺治华无故不来参加会议之后，遂警惕地问道：“你们了解她的思想情况吗?”
与会的妇委委员都微微地摇了摇头。
对此，周恩来指出，一定要严肃纪律，提高警惕，要掌握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情况，谨防不测事件发生。最后，他以商量的口气说道：“春节就要到了，你们妇委可否利用年关深入到工人家中，帮助那些困难的工人过个年?”
与会的妇委一致赞成周恩来的建议，会后大家分头深入到工人家里，帮助工人度过年关的同时，再做些实地的调查。从此，中央妇委的工作从单纯地配合发动城市暴动，逐步转向教育、提高工人的觉悟方面来了。
也就是在这前后，周恩来从李一氓口中获悉：郭沫若于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辗转来到上海，由于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延误了去苏联的时机。时下，他大病初愈，向党请示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周恩来当即说：“一氓同志，请尽快安排我与沫若同志相见。”
郭沫若远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时候就认识周恩来了。但是，他们由相识到相知还是在南昌起义之后。面对起义失败的危局，发着四十摄氏度高烧的周恩来，仍亲自指挥战斗。他这种英勇无畏的气概，以身作则、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指挥若定的雄才大略，深深地感染了郭沫若。毫不夸张地说，他从周恩来等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这无形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他永生永世跟着共产党革命不息!同时，南昌起义失败，特别是队伍被打散之后，郭沫若离开了周恩来等同志，这就更引起他对病中的周恩来的怀念。他在《海涛集神泉》中曾记下了他这时的真实情感：
朋友们的去向，丝毫也不知道。特别是病中的恩来，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回旋着，我不知道他的病是不是好了，是不是脱了险，顺畅地到达了海陆丰?这要算是不幸，又因偶尔的差池，便和他们离开了。那许许多多精神上的支柱，中国革命的火种!
有这些火种的存在，中国革命的火，依然要燃起来，而且会从地心燃出，而不是在地面上燃鞭炮了。革命是人民的大翻身，人民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关系丝毫没有动，革了什么命呢?耕者已经有其田了吗?工人的组织不是刚在萌芽中便被摧残了吗?这样怎么能够应付国内的反动派?怎么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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