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上海一 （4）

    是的，种子进了农村!这应该是深入，是进展，而不是失败!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郭沫若由香港潜往上海，找到了他的日本夫人安娜和孩子们，潜居在窦乐安路的一家弄堂的房子里，周围住的都是日本人，这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还是比较安全的。起初，党组织安排他全家去苏联，暂时躲避敌人的屠杀。正当他举家准备登船北上的前夜，他突然得了一场大病，错过了船期。不久，他大病初愈，一时间“民族的苦难，阶级的义愤，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一齐涌入他的心头，形成了他的又一个诗的火山爆发期”。在这朔风凛冽，寒冬漫漫的上海，他“在床头、藤椅上把捉着笔，写下了二十多首诗”。事后，他收入诗集《恢复》中。平日，他蛰居家中，思索着革命的未来。但是，每当听到搜捕共产党人的警笛声时，他唯有对着阴霾的长空，以高昂激越的声调吟咏明志的诗篇：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怖。

    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

    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郭沫若这犹如投枪的诗篇一经刊出，就像是一颗颗炸弹炸开了敌人的封锁，给上海引来了一道道希望的光亮，也给革命低潮中的共产党人以信心，以力量。在这期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时时都在关注郭沫若的诗作，并于万籁俱寂的深夜低吟这匕首似的佳篇：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

    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

    诗为心声。周恩来从这呐喊似的诗篇中看到了郭沫若那颗红红的跳动的心!他为诗人那特有的革命激情所激动，也为诗人那发自内心的怒吼而欣慰，因为革命失败的大浪不仅淘尽的是泥沙，而且还凸显出千古风流人物!但是，当他想到重新上台的蒋介石必将更加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地请李一氓等同志转告诗人郭沫若：“要注意斗争策略，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郭沫若在蛰居上海期间，诚如李一氓所记述的那样：“一批和创造社有联系的日本留学生，放弃了大学毕业回国来了。他们是彭康、朱镜我、李初黎、冯乃超、李铁声。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他们反而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想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自然，他们陆续集结在郭沫若的麾下，并在上海大力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对此，郭沫若满怀革命的热情，领导了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们首先恢复《创造月刊》，举办《文化批判》，在初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同时，批判了新月派鼓吹文学“忠于人性”等反对革命文学的“山羊式”的理论，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但是，这些从日本回来的青年，他们在开始一个短时期，其“言论曾经针对过鲁迅，因此，引起双方很尖锐的笔墨官司，把郭沫若、成仿吾也牵扯进去了”。此乃后话。

    周恩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他考虑到未来文化战线斗争的需要，通过李一氓等人很快接见了这批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文学青年，“鼓励他们为革命事业奋斗”。随着蒋介石的复出，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为了郭沫若的安全，周恩来时时都在关注郭沫若下一步的行踪，并和有关同志协商，“决定安排他到日本去”。

    查郭沫若写的日记《离沪之前》，二月九日写道：“豪(伍豪即周恩来)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陷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二月十日的日记写道：“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仿吾亦来，约了初黎等来谈话。晚伯奇来，留仿吾与伯奇在家吃晚酒，颇有醉意。决定期乘十八号的‘坎拿大皇后’。”由此可知，郭沫若这次旅居日本，的确是由周恩来等同志安排的。同时，还可以确定周恩来这次往访郭沫若的时间是二月十日。

    周恩来自南昌起义失败与郭沫若分手已近四个月了!虽说在这期间，他们共处上海也有三个多月的时日，但敌人的屠杀政策却把他们分开了，要见上一面也是很难很难的。好在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其间又有李一氓等人传递信息，并不感到恨难相见。可是，他们之间毕竟共同经历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生死离别，而时下这次难得的相见又将意味着更长期的离别，因此他们都有着千言万语想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的情意和痛楚!也或许是出于这种难以言喻的情意和痛楚，郭沫若拿出了月前和着血泪写就的《怀亡友》诗相赠。周恩来明了诗人的用意：以诗述说自己的心声。为此，他当即捧读、低吟：

    我们的相识虽然还不上半年，

    我们的亲密实际上如同兄弟一般。

    你有一个赤诚的性格，不免迂得一点，

    但别人说你的计谋是十分周全。

    那时候希望还笼罩着我们的大陆，

    我们同居在岭南，革命的策源地点。

    那时候你劝我实际的行动，

    我兴高采烈地随着大军北伐中原。

    读罢这首《怀亡友》诗，周恩来清楚郭沫若悲悼的亡友，是他早年在德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战友孙炳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七天——四月十九日，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的孙炳文，即被蒋介石残杀在上海的龙华。周恩来知道，孙炳文是促郭沫若走上革命之路的好友，因而孙的死对郭的震撼是很大的。早在南昌起义退往潮汕的路上，郭沫若就曾多次向周恩来表示对孙炳文的追念。时下，他拿出这首《怀亡友》诗呈送周恩来，除去再次哀悼共同的亡友孙炳文以外，还表示对共同的敌人蒋介石无比的愤恨。自然，他还希冀借此向周恩来示喻自己不忍离去的矛盾心情。对此，周恩来完全理解诗人那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矛盾的情愫，他沉吟片时，低沉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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