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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的周恩来虽然没有全面认识党的“左”倾错误，但他在血写的教训中渐渐清醒，并努力通过具体的工作，把不必要的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忙于解决上海暴动的问题。
所谓上海暴动，是由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相继暴动起来，斗争是英勇的。这就引起了上海暴动问题，即以上海响应宜兴、无锡暴动的倾向在江苏省委中发展起来”。并认为“今日上海举行暴动，可说比从前三次大暴动(即三次工人起义)的时机尤为成熟”。“应即召集活动分子大会讨论执行。绝对不准丝毫犹豫，凡犹豫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必须不容情的予以最严厉之处罚”。更为可笑的是，他们还想出了发动上海群众举行暴动的特别方法：“先用几个武装的红色恐怖队去一厂一厂地威吓工人罢工，如此弄成总罢工，这样，暴动就可以起来而获得成功!”结果，诚如李维汉所说：“他们这样做反而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
对此，熟悉上海情况的周恩来积极向中央建议，及时地纠正了这种错误的暴动形式。
但是，如何才能把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以及它的数十万产业工人发动起来，重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大潮中去呢?这成为周恩来所面对的且又必须解决的一大课题。为此，他经常与中央妇委、江苏省委等有关的负责同志谈话，希望能把红色革命的摇篮——上海，搞成为中国的巴黎和莫斯科。一天，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向他汇报工作，二人就此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陈乔年回到上海之后，在此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是很不容易的。他经常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才确保江苏省委安全地进行工作。或许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擦亮了他的眼睛，也或许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促他深省，他对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形势和任务渐渐地认识得更清楚了。他不赞成在全国盲目暴动，更不赞成在上海再搞什么样式的起义。为此，他脚踏实地，“秘密地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大革命失败后曾遭严重破坏的上海党的各级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巩固。上海的革命力量亦开始重新聚集，为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准备了条件”。对此，周恩来是欣赏的，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恩来在听取了陈乔年的汇报之后，分析了全国的革命形势。他认为蒋介石复出之后，一手紧紧抓住兵权，重新整顿军队，把参与逼蒋下野的何应钦撤职，让在蒋氏军事集团中供职的将军都明白：只有跟着他蒋某人走才有出路。结果，蒋氏牢固地控制了军队。接着，蒋氏又把另一只手对准共产党，出动军队镇压全国武装暴动的工人和农民，从而使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为此，他有些沉重地说道：“据罗迈同志的报告，两湖年关暴动失利，郭亮等同志的处境十分险恶。”
对此，陈乔年似在所料之中。他指出：“江浙一带的农民暴动也损失惨重，很多基层的领导同志在暴动中牺牲了。”因此，他坦诚地说道：“我和不少同志交换过意见，对全国总暴动的路线是存疑的。至于再搞什么上海暴动，我认为应当先与各区委的负责同志座谈，全面地估量一下敌我双方的情势，然后再作决定。”
周恩来是同意陈乔年的意见的。接着，他们二人谈了如何扎扎实实地做工人的工作之后，周恩来又叮嘱道：“乔年同志，深入基层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据来自内线的消息，蒋某人正在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对付我们。”
“请放心，我们活动，尤其是开会的地点是秘密的，不会发生问题的。”陈乔年自信地答说，“另外，中央妇委的同志，包括一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都可以利用办工人夜校的形式，稳步地把工人组织起来。”
周恩来赞成这一建议，并告知有关部门：中央妇委的同志们业已行动起来。
不久以前，“邓颖超接替杨之华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八人是妇委委员”。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尽快把上海妇女运动纳入革命的轨道，邓颖超在自己的新居召开中央妇委工作会议。这天，她“穿着墨绿色的旗袍，头上梳着圆髻，完全是家庭主妇模样。圆圆的脸上，漾着温厚热情的笑容。只有那双清澈的眼睛，不时透露出地下工作者的警惕与机智”。少时，蔡畅、杨之华、李文宜、庄东晓等相约赶到，走进二楼客室——今天妇委开会的地方。为了安全，她首先带着与会的妇委参观新居，楼上楼下，看了一遍。最后，她指着阳台上那盆月季花，说道：“你们以后来，要是看不到这盆月季，千万别进来。”
与会的中央妇委自然都清楚这盆月季的妙用，遂都点头称是。旋即，邓颖超指着摆在客厅中央的一张方桌，请与会的妇委落座，然后又把一副麻将牌往方桌的中央一倒，笑着说道：“万一有人闯进来，我们以打麻将作掩护。”
与会的妇委遵命洗牌，故作认真的样子打起了麻将。心细的邓颖超边打麻将边讲道：“中央妇委委员八人，今天到了五位，其他三位可能有事没有来。为了掩护工作，我建议我们按照上海女工和市民们结拜姐妹的方式，结成姐妹。如有意外，盘查起来，就说我们是小姐妹聚聚，在一起玩玩小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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